老生常谈 | “学生”与“孩子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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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学校，平时尽可能不要称学生为“孩子”“小孩”，至少不要让学生听到。
可能是职业本能，可能是语言习惯，也可能是面对学生时的“下意识”，我极少称学生为“孩子”，包括对小学生。我习惯说“我班上的学生”“这个学生我教过的”“全班五十多个学生”……我对教师把学生称作“孩子”（特别是个别教师在教室上课称“娃”）感到不习惯，甚至有些反感。我郑重其事地劝同行改掉这个习惯。有一回受邀点评初中观摩课，把主要意见说完，我提出问题：为什么这八位教师上课时都称学生为“孩子们”？说课环节也一口一个“孩子们”？为什么不称“同学们”？听课教师，包括一些名师面面相觑，也许是认为我对课堂教学的认识过于生硬，甚至冷漠。每次和小学教师谈这个问题，也会引起更多的质疑或反驳。我曾劝说一位教师：你这节公开课上一直称学生为“孩子”，看来已经是习惯了，你任教二十多年，是不是一直这样？这位教师说：的确没想过，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。再说，大家不都这样吗？
针对我的困惑，一些教师也列举前辈模范教师乃至教育家的事例，证明称学生为“孩子”并无大碍。
我有自己的思考。
为什么在学校不宜称学生为“孩子”？我认为,这样做有可能会让教师忘记自己的职业使命与责任。
有那么严重吗？可能有。
那些从家庭走出来的孩子，进了学校，学校要让他意识到自己是来接受教育的，是来改变自己的。在这里,他开始不同于家庭的学习;在这里，他不再是儿子和女儿，他将成为——人。在学校，他们接受教育，学知识，培养能力，学习思考，懂得许多人生道理。他们虽然年纪小，但如果能平等地受到尊重，便也会逐渐学会尊重别人，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。如此，当他走出学校时，他便会发现自己的精神“长高了”。
学龄前家庭教育的任务是“育儿”，学校教育的任务是“立人”。把学生当人，包含把学生当作独立的人，而非需要“监护”的孩子。家庭关系有父母和孩子，不宜曰师曰弟子；学校是人格养成之所，只有“学生”和“教师”。在学校、在课堂称“孩子”，则错位。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愿被当作孩子，因为他已经有鸿鹄之志，却被教师一口一个“孩子”喊得心灰意冷。这个年龄的学生，心里如果没有装进一些梦想和大问题，人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。欧洲的私立学校，教师有时甚至会称学生为“先生”，那往往是很郑重的提醒，提醒学生要具备责任意识、人的意识。
教育的细节体现教育意识，受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“底子”，可以影响人一生。基础教育的人文起点，有可能决定人一生的精神高度。现时的教育非常重视“起跑线”，在地面竞逐，不惜像赛马赛狗一样狂奔，也许人们忘记或是不屑于思想的飞翔，因为那没有终点，也没有锦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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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也不必称“孩子”，可以称“小朋友”这会让他们感觉很亲切，因为自己和老师是平等的。我上幼儿园时，记得最清楚的是老师喊我们“小朋友”，老师和同事说话，会说“等一会儿我把小朋友带过来”“我们班小朋友说有点冷”——我五岁就被别人当作“小朋友”，感觉很有成长的动力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读小学时，每次提到“祖国的花朵”，我们这些小男生就别扭，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是花。直到好多年后，学生在教师节称教师为“园丁”，我仍感到职业性质被扭曲，虽然“园丁”是个不错的意象。我在课上问学生：“园丁的主要工具是什么？”所有的学生都做出修剪树枝的动作，来表示花工剪。“那么，你们愿意让我剪去什么吗？”学生都笑起来。
教师把十七八岁的学生称作“孩子”，或许是缺少“育人”的意识，或许是情感替换导致的错位。总之，高中生、初中生在学习阶段被教师当作“孩子”，不利于其长远的教育发展。
每每在生活中看到寻常家庭父母宠溺子女，上小学要接送，上中学也要接送；学校组织春秋游，每年不过一两次，家长也惴惴不安；上大学也送，负责拎行李；大学毕业上班了，仍要操心，几十年来“培养接班人”，远远不止“扶上马，送一程”，而是“一直陪”，生命不息，就永远永远把子女当孩子！这样的家庭教育给社会制造了无数困难，形成社会风气后，则是民族存续的危机。有鉴于此，学校教育不能没有理智。
“母爱”与“爱”也不能画等号。爱学生，是教师的职业修养；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，把师生关系转变为亲情，或是在学校教育中以亲情渗透教学关系，则不妥。教师关心学生的健康，关心他们的安全，是职责范围内的事，不是替代父母责任。有些教师真的把自己当成学生父母了，一些老教师还会关注学生未来的择业、婚姻以及子女教育，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，虽然这些现象经常被作为师德先进事迹。
学生有感恩之心，应该肯定；但教师不能有“施恩于人”的认识。教育学生是教师的职业责任，学生是接受教育的公民，把学生当作私产，让学生背负“报恩”意识，不符合现代社会伦常。我经常听到有老教师说学生如何懂得感恩，不但逢年过节，就是平时，也经常上门嘘寒问暖，家中大小事都有学生帮忙，个别的甚至会为教师养老送终。我理解这些教师的感受，也尊重学生的选择。我只是不希望这成为教育常态。同理，学生视教师为“再生父母”也是落后意识。如果学生接受的是正确的教育，他的感恩，应当是对社会。他的老师把他教育成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，有社会责任感，有创造意识，对工作兢兢业业，在生活中是个有仁爱之心的人，这要比到老师家去“涌泉相报”有价值。
我教过的学生并不认为我冷酷无情，在他们十六岁读高中的时候，我引导他们拒绝别人称他们为“孩子”；我告诫学生离开家庭不要被人当孩子的同时，也告诉他们记住人的尊严，遇事有节制，礼貌待人，但不要向权势卑躬屈膝，除非面对逝者，不要向任何人下跪；宁可多吃点苦头，经受点挫折，也不能失尊严。我当然不认为我的教育全是正确的，但我的出发点是人、人性和人道的教育，绝对不愿意学生学习适应社会的庸俗和奴性，不愿意他们丧失人的尊严。
《乡村女教师》对我们那几代人影响很大。我记得瓦尔瓦拉·瓦西里耶夫娜走进教室时是称学生为“孩子们”的。很多教师受这样的熏染过多，浸润其间，也就顺理成章地称学生为“孩子”。教化的程式化给几代教师烙下的职业印记也许难以改变，然而职业困惑总会在想不到的时候以他们想不到的方式出现。当年的职业愿景被概念化，许多人记住的是几十年后，学生以各种荣耀的身份出现在老年的瓦尔瓦拉·瓦西里耶夫娜面前，让她看到了为苏维埃培养各种人才梦想的实现。其实，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的学生是社会的“普通人”，是有尊严的劳动者，是父亲们母亲们，是公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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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多么崇高的词！
2008年，有关方面针对汶川地震中的负面新闻修改了教师职业道德条例，加了一条“教师必须对学生生命安全负责”。我的学生在作文中称赞此举，说“政府堵住了法律的漏洞，不让再出‘范跑跑’那样的败类了”。我看了很不舒服，因为这几个十七岁的学生长得人高马大，体质比所有任课教师都好，他们竟然认为自己是需要保护的弱小者，丝毫不认为他们应当有能力也有责任去帮助别人，帮助老师。在他们被当作弱小、当作“孩子”的同时，他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应当是有所作为、自立自强的“人”。
在贫苦家庭中，十七岁的儿子往往已挑起了生活重担，在旧时代更是如此。在文明社会，十七岁的学生应该要有比较强的公民意识，承担一些社会责任，不应再让父母家庭为他们的个人行为焦虑操心，他们要开始对个人的言行负责，并有能力和义务扶危济困，而不是让父母和教师为他负责。夏完淳十六岁写完《南冠草》殉国，林觉民那样的小青年写下了名垂青史的《与妻书》，《革命军》作者邹容狱中遇害时不过20岁，后世把他们奉为先贤，何曾把他们看作“孩子”？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上有地位，必须有自立自强的一代。我们也可以不去“想大问题做大事”，但至少要引导学生去正确思考个人的责任。
1923年，李大钊写下一篇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》，认为中华民族只有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艰难险阻。中央大学原先的校训是“诚朴”，“九一八”之后的1932年，罗家伦出任校长，他提议在校训中加上“雄伟”二字。“诚朴雄伟”四字，伴随中央大学学生走过了最艰苦的抗战岁月。我常想，在民族危亡时代，“雄健”“雄伟”能让多少青少年担负起重任，也许正是他们没被看作“孩子”。
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很多家庭扭曲了教育意识，也让学校弱化了教育规范。现在，“三独”（学生、家长和教师都是独生子女）现象在学校变得很突出。全是从“孩子”长成“大孩子”的，虽然做了父母，做了教师，仍然难脱“受保护”的意识，仍然缺乏独立担当的公民责任。面对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，很多人即使勉力支撑，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较多的困难和困惑，如果他们能早一些有独立意识，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，很多困难也许就不会出现，或不至于变得复杂。
教育细节往往是社会文化的体现，无数这样的细节合成“教育”，人从童年起在这样的细节中（在家是“孩子”，在社会被当作“孩子”，在学校、在教室仍被当作“孩子”）生长，“学生”意识会不会变得淡薄？但愿我是杞人忧天！
当我们说“孩子”时，我们会想到爱；当我们称“学生”时，也许能更多地想到教育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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